1990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美国科学家约瑟夫·默里（Joseph E. Murray）和唐纳尔·托马斯（E. Donnall Thomas），“因发明应用于人类疾病治疗的器官和细胞移植术（for their discoveries concerning organ and cell transplant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human disease.）。”

骨髓移植之父：唐纳尔.托马斯

骨髓移植就是一场赌博

对于一位身患超罕见血液病的患者，她有两种选择：选择移植，费用昂贵，也有迅速死亡的风险，但度过危险期的话，有至少50%的几率活好几年[1]；或者是保守化疗，基本只能活十个月……

放到五十年前，患者就只能乖乖认命，安排后事，想吃点啥吃点啥了。但现在，许多患者能够靠着骨髓移植这个利器，与各种各样的血液病殊死一搏。

让这种一度被视为不可能的疗法化为现实的，又是怎样的勇士呢？

“我看她需要个脑子”

1990年10月的一个凌晨，E.唐纳尔·托马斯（E. Donnall Thomas）被一个电话吵醒了。他的第一反应是：难道医院有紧急情况，需要他这位刚刚退休的古稀老人回去镇场子？

打来电话的人自称是个纽约媒体的记者，“你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奖。”

“医院那帮小子又在跟我开玩笑了。诺贝尔奖关我什么事？那都是发给在实验室里做出成果的科学家啊。要不是这个记者说，跟我分享奖项的是我的老相识Joseph Murray，我绝对不会信的。”

当然，凌晨四点接电话，还要向记者发表获奖感言，肯定会吵醒唐纳尔的妻子多萝西，唐纳尔刚挂电话，就挨了顿河东狮吼，“你搞什么，这个时候接受电话采访？”

“我们获得诺贝尔奖了。”

唐纳尔的获奖词是：为器官和细胞移植做了杰出贡献，和他一起获奖的Joseph Murray则是肾移植领域的先驱

“哦，好啊。”睡得迷迷糊糊的多萝西倒头又睡。

一秒钟之后，她的尖叫声响彻了整个屋子。

“啥？？？！！！”[2]

第二天一大早，最先踏进托马斯夫妇家门的不是记者，却是警察，他们接到了美国国家广播公司（NBC）的报警，说托马斯夫妇本来约好接受直播采访，但到了时间却不见人，也打不通电话，所以担心是不是发生了意外。其实只是络绎不绝的采访电话和贺电，把托马斯家的电话打爆了……

一个记者看到了唐纳尔开的老旧皮卡，诚恳地说：“希望你们能买辆新车，这车都13年了啊。”比起这么中肯的意见，在一次记者会上，一位女记者问出的问题就业余多了：“唐纳尔教授，您什么时候有能力实现脑移植呢？”

做过记者的多萝西“好心”地提示丈夫，“告诉她：脑子是个好东西，我看你挺需要的。”不过唐纳尔挺厚道，只是解释了一句，脑移植和他所一手发明的骨髓移植，没啥关系[3]。

但“骨髓移植之父”的美名，也不是凭空加给唐纳尔的。没有二十多年的艰苦探索、无数挫折和血与泪，就不会有后来的荣光时刻。

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

从5岁起，唐纳尔·托马斯就决心要当一个医生。

孩提时代，唐纳尔常常和父亲在德克萨斯州的田野山峦间穿行——他的父亲上过大学，却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偏远的故乡小镇，当一名普普通通的乡村全科医生。那些日子教会了唐纳尔打猎、钓鱼，也让他立下了治病救人之心。

但在唐纳尔读大学本科的时候，父亲却在一次出诊的路上因车祸离世，家里的顶梁柱瞬间折了。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，还在大萧条的阴影之下，为了生计就得工作，哪怕是在女生宿舍的食堂当侍应生也行啊……

不过这工作也有“福利”。某个大雪纷飞的早上，一个雪球，砸出了他的妻子、科研搭档，后来无数论文的写作者、研究团队里的“妈妈”和“骨髓移植之母”。

“我刚下班出来，就被雪球砸到脸了。抬头一看，前面站着一个很漂亮的学妹，出于男性自尊，我肯定要追上去啊。嗯，我和多萝西就这么一见钟情了。虽然她一直说，那个雪球是朝前面朋友扔的，只是扔的不准……[4-5]”

老话说，世事难料。就在唐纳尔本科毕业的那年，日本不宣而战，偷袭珍珠港，席卷世界的二战，也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。

对唐纳尔来说，战争爆发，却像是天上真的掉了馅饼。为什么呢？当时美国正在全力扩军参战，军队需要大量的军医，所以军方和政府出钱，资助医学生免费求学，学成再到军队服役的模式就出现了。

“那时候我已经是陆军预备役人员了，加上战争爆发之后大家都踊跃参军，我觉得通过军队这条路学医顺理成章。既然国家买单，我就不用再为医学院的学费发愁了，所以为什么不报考名校试试呢？”

“我申请了哈佛医学院，两周之后，我竟然真的被录取了！可那时候离开学已经不到10天了。多萝西辞掉了工作，和我一起卖掉了仅有的一点儿家当坐上火车，穿着短裤短袖的我们俩在波士顿一下车，就踏进了大雪里。”

多年之后，唐纳尔还记得当时的哈佛招生办主任的话：“我们把你招进来啊，主要就是想见见，这个敢在离开学不到10天的时候，报考哈佛的德州乡巴佬。[6]”

学习，实习，德国服役，时间一晃而过，唐纳尔已经对血液病初窥门道，在哈佛，他还有幸亲眼见证了全世界第一次成功的白血病化疗。造就这位英雄的时势，似乎适时而至了。

“摔得头破血流”

20世纪上半叶是器官移植研究的“大跃进”时代，除了肝、肾、角膜，主掌人体造血的骨髓也不能免俗，1939年，科学家们就进行了第一次在人体开展的骨髓移植，但这种两眼一抹黑的尝试，自然是以失败告终[7]……

战争虽然会让生灵涂炭，但其实也推动着医学的发展。此前Dr.Why也介绍过，二战中的“巴里空袭事件”导致芥子气泄漏，才有了氮芥等一系列化疗药（毒树、凶器、天然抗癌药典范——紫杉醇的前世今生 | Dr. Why），而为骨髓移植铺路的事，来自二战的末尾。

或者更准确地说，是投在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。“小男孩”和“胖子”造成的可怖损伤，深深震惊了美国政府和科学家们，因此在战后，美国政府立刻开始组织专家，研究如何抵御核辐射[8]。

专家们很快发现，把异体来源的骨髓细胞注射到受辐射的小鼠体内，不仅使小鼠的放射损伤得到一定恢复，生存期延长[9]，还使小鼠成功耐受了移植的同一来源皮肤，这意味着，骨髓移植可以恢复辐射损伤的免疫功能！

这些研究，让早在哈佛求学时就接触过器官移植的唐纳尔，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：如果先用大剂量放疗，杀灭掉血液系统癌症患者体内的癌细胞，再用骨髓移植的手段恢复同时被摧毁的正常血细胞，不就能治好患者吗？

说干就干。1955年，唐纳尔应邀加入了哥伦比亚大学，开始同时在动物和部分晚期患者身上进行骨髓移植的尝试，但这些尝试一开始的结果，却吓退了有志在这个领域继续探索的一大批人……

翻开当时的论文，都能感觉到血与泪扑面而来。第一批的6名患者中，只有两名顺利完成了移植，但他们都没能活过100天[10]……只有后来在一对双胞胎之间的移植，取得了成功，但复发的白血病，也夺走了接受移植患者的生命[11]。

许多人摇头叹息，不少人悄然退出，更是有业内大佬表示，骨髓移植这种事连实验都不要继续了，不可能实现的[12]！该说是固执呢，还是坚持呢，总之唐纳尔决定继续探索下去。

但也许，他需要一个更适合创造奇迹的地方？

“这里没有不可能”

一座有着波音、微软、亚马逊、星巴克这些名片的城市，应该挺合适的。用这座城市人的话说，“这里没有多少人会告诉你‘这不行’，所以最适合有着大胆想法的人。西雅图，是一片奇迹高产的土地。”

1963年，唐纳尔横跨整个美国来到这座“翡翠之城”，担任了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肿瘤科主任，决心把自己未完成的事业真正实现。

但骨髓移植，那时被冷落和遗忘到了什么程度呢？据说唐纳尔的一位同事收到录用通知时，通知的开头竟然把血液和骨髓移植科中的“移植”（Transplantation）这个词，写成了“交通”（Transportation）[13]……

独自在黑暗中摸索不说，研究条件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在1971年尼克松总统签署《癌症法案》，正式向癌症“宣战”前，美国还没有现在高大上的癌症中心。用唐纳尔的话说：“以前十年份的研究，现在的条件下几个月就做完了。”

“所以那个时候，不管是给实验用的狗做全身放疗，还是给病人做，我们都要把他们拉去附近一个二战时修建的地下碉堡，做完放疗之后再送回医院接受移植，来回折腾，就像打乒乓球一样。”

即使是在今天，骨髓移植也是一种风险相当大的治疗手段，移植后的感染、排斥反应、凝血异常都可能危及生命，更别说在当时的简陋条件下，做移植有多么危险了。而且接受试验的，都是病情很重，生存期以天计的晚期患者……

虽然唐纳尔和团队努力用各种手段改善这些问题，比如把移植后的患者安置在层流房，接受静脉内营养，输注从马身上得到的抗胸腺细胞球蛋白来抑制排异反应，但1969到1974年，接受移植的54名患者仍然无一长期存活……

很多唐纳尔的同事又打起了退堂鼓，但唐纳尔仍然坚持着，因为他看到了一线光明——在这些患者中，有6名实现了短暂的完全缓解，这就证明骨髓移植有着成功的希望，而这种成功，也说服了他的上级William Hutchinson。

1975年，唐纳尔带着团队搬进了William Hutchinson刚刚一手建设的全新癌症中心，他们终于不用在碉堡里继续做试验了。而这个癌症中心，就是现在全球知名的弗雷德-哈钦森癌症研究所。

研究和治疗条件上的鸟枪换炮，也让唐纳尔和团队交出的答卷开始好看起来。1977年他们的再次报告中，接受移植的晚期急性白血病患者，长期生存率终于从0提高到了13%[14]，从无到有的突破真正实现了。

有了这坚实的一步，才有接下来的飞跃。随着白血病的化疗方案不断进步，唐纳尔终于能实现他多年来希望的理想治疗方案——先用化疗药物或者放疗，诱导出患者病情初步的完全缓解，然后进行骨髓移植。

这种套路，就是对癌症“趁他病，要他命”。1979年，唐纳尔带领团队在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上发表的论文，被视为真正给骨髓移植奠基的成果：在缓解期进行骨髓移植的患者，中期生存率提升到了63%，而且只有一例复发[15]！

而在同一年，唐纳尔还攻克了骨髓移植另外一个巨大的难关——供体来源。此前绝大多数的移植中，捐献的骨髓都是来自患者的兄妹，但没有兄妹的患者怎么办？好在科学家们找出了决定移植是否匹配的关键——人类白细胞抗原（HLA）。

1979年，唐纳尔团队为一名患白血病的小女孩第一次移植了配型相符，但来自无血缘关系捐献者的骨髓，移植成功让患者又存活了两年[16-17]，这也真正为骨髓移植的广泛开展清除了最后的障碍。

在唐纳尔1989年退休的时候，弗雷德·哈钦森癌症中心，已经成为了骨髓移植界的圣地，一度被美国主流医学界视为偏远之地的西雅图，已经能见到全球各地不远万里来接受移植的患者，和慕名而来学习的医生们。

今天，骨髓移植的适应症已经拓宽到40多种血液病，每年全世界的移植患者不少于7万名，即使各种各样的抗癌新药不断涌现，还有后起之秀CAR-T疗法，也不能改变骨髓移植作为“终极大招”的地位。

唐纳尔一直喜欢把功劳往外推。在接受诺贝尔奖的演讲里，他把自己二十年的辛苦探索简单带过，赞誉留给了和他一起努力奋战的团队同事们，但他的学生，弗雷德-哈钦森癌症中心的现任副主席Fred Appelbaum不太同意。

“现在全世界已经有超过100万名患者接受过骨髓移植了，如果没有像唐纳尔老师这样的巨人，坚持着从不断的失败中走来，这可能根本就不会实现。你能想象有一位医生能改变如此多患者的人生吗？[17]”

2005年，托马斯夫妇和接受骨髓移植的患者重聚一堂

2012年10月20日，“骨髓移植之父”爱德华·唐纳尔·托马斯以92岁的高龄离世。他的故事，注定会被写进医学史的长卷里。

 

参考文献：

1.Aoki T, Suzuki R, Kuwatsuka Y, et al. Long-term survival following autologous and allogene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for blastic plasmacytoid dendritic cell neoplasm[J]. Blood, 2015: blood-2015-01-621268.

2.https://www.fredhutch.org/en/about/honors-awards/nobel-laureates/thomas/...

3.https://www.washington.edu/alumni/columns/march98/thomas.html

4.https://www.nobelprize.org/prizes/medicine/1990/summary/

5.http://www.newswise.com/articles/mother-of-bone-marrow-transplantation-d...

6.http://www.ascopost.com/issues/june-15-2012-supplement/from-small-town-h...

7.Osgood E E, Riddle M C, Mathews T J. Aplastic anemia treated with daily transfusions and intravenous marrow; case report[J].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, 1939, 13(2): 357-367.

8.John G, Robert G. E Donnall Thomas (1920–2012)[J]. 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, 2012, 48, 1.

9.Thomas E D. A history of haemopoietic cell transplantation[J]. British Journal of Haematology, 1999, 105(2): 330-339.

10.Thomas E D, Lochte Jr H L, Lu W C, et al. Intravenous infusion of bone marrow in patients receiving radiation and chemotherapy[J].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, 1957, 257(11): 491-496.

11.Thomas E D, Lochte H L, Cannon J H, et al. Supralethal whole body irradiation and isologous marrow transplantation in man[J]. The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, 1959, 38(10): 1709-1716.

12.https://www.seattletimes.com/business/e-donnall-thomas-nobel-winner-for-...

13.van den Brink M R M, Hansen J A. A tribute to E. Donnall Thomas[J]. The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, 2013, 123(1): 3-4.

14.Thomas E D, Buckner C D, Banaji M, et al. One hundred patients with acute leukemia treated by chemotherapy, total body irradiation, and allogeneic marrow transplantation[J]. Blood, 1977, 49(4): 511-533.

15.Thomas E D, Buckner C D, Clift R A, et al. Marrow transplantation for acute nonlymphoblastic leukemia in first remission[J].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, 1979, 301(11): 597-599.

16.Hansen J A, Clift R A, Thomas E D, et al. Transplantation of marrow from an unrelated donor to a patient with acute leukemia[J].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, 1980, 303(10): 565-567.

17.https://www.fredhutch.org/en/news/center-news/2015/03/40-years-bone-marr...

  源于微信公众号《DrWhy》，原创：Why君